我与金伯阳的往事
我与金伯阳的一段往事
金伯阳（1907—1933），原名金永绪，系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党员，同时也是东北工人运动领域内卓越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25年，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1929年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在其职业生涯中，他曾历任中共北满地委的交通员、满洲省委的候补委员、省委常委以及省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书记等职。不幸的是，1933年11月15日，金伯阳在抗击日军的战斗中英勇牺牲，将自己的青春献给了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1935年，中共中央在《八一宣言》中，将他尊为抗日救国的民族英雄。金伯阳生前在哈尔滨积极参与并推动了诸多革命活动。
01、初识金伯阳
“杨朴夫来访”。
黄吟秋，原名黄仲庵，早年便投身革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有幸在哈尔滨的街头偶遇这位昔日在辽宁台安县高等小学与我同窗的挚友。彼时，他正担任安达中学的语文教员，因学校假期，他来到了哈尔滨，暂居于许公路中央大戏院南侧一家木器作坊楼上的工人宿舍。自此，我便时常前往探望黄吟秋。不久，他连同金伯阳，共同成为了我的入党引路人。
1932年2月5日，日伪军对哈尔滨近郊发动了进攻。拂晓时分，金伯阳携带着一摞油印的宣传资料，邀请我一同前往前线，为冯占海的抗日部队发放宣传品。抵达第二道防线时，第一道防线已经枪声四起。我们找到了第二道防线的指挥所，并荣幸地见到了营长徐俊武。在翻阅宣传品时，他发现其中包含了中国共产党的《告东北同胞书》，遂留下两张，并指示传令兵将它们送至战壕，分发给每一位士兵。
归途中，我们屡遇运送物资至前线的同胞，更有背负担架奔赴前线实施救护的勇士。街道上，车水马龙的景象不复存在，商铺与民居皆紧闭门窗。我们探访黄吟秋，他正全神贯注地刻制蜡版，为即将印刷的传单做着准备。
我们与他在印制传单的过程中，话题自然而然转向了前线抗日部队的近况。士兵们英勇无畏，甘愿献出生命，然而将领们却普遍倾向于保守实力。正午时分，众多抗日部队络绎不绝地穿越大街，纷纷向江北方向撤退。傍晚时分，我们目睹了一支支日军队伍陆续进入哈尔滨城。
02、赵尚志到任
1932年夏日的一个午后，我自道里重返道外，抵达位于十四道街的东三省商报社，步入楼上的副刊编辑室。我拿起笔，准备在稿纸上撰写一篇杂文，以填补次日副刊的空白。就在此刻，楼梯间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房门被迅速推开。金伯阳率先步入，其后还紧跟一人。他笑着介绍道：“让我为你们引见，这位是李老弟，我曾在沈阳任职期间结识的友人。”
他微笑着，向我自我介绍道：“赵尚志，我乃奉天省朝阳县人氏。听闻您是台安县的乡里人，看来咱们还真算得上同乡呢！大丈夫立身处世，既不失姓，又不改名，对着真正的朋友自当以诚相见，更何况是在故乡人的面前。”
“这分明是国民党向美帝国主义屈膝，意图扼杀中国革命！我国劳苦大众对此看得一清二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一目了然！打倒……”
尚未高呼出任何口号，他即遭两名宪兵突如其来的拖拽，被粗暴地从会场中拽出。与此同时，两名青年人正将传单分发给会场内的人们，亦被几名身着便装的人员强行抓住臂膀带走。其中一名青年便是赵尚志，此刻他站在我面前，自称同乡，我倍感荣幸，却不知如何恰当表达我的敬意。
昔日，我未沾烟瘾，亦不嗜茶，遂从桌屉中取出杨朔赠我之俄国制奶油糕点，置于二人面前。赵尚志不拘小节，边食边言：“恰逢今晨未进早餐，便借你的点心充饥。”他边吃边谈，我深感其人勇猛豪迈，胸怀坦荡，毫无矫揉造作。食毕，他抹去手上的糕点屑，询问：“闻君名方曦，又称林郎，我曾阅君文章，不知君姓方抑或姓林，是实名抑或笔名？传闻君与三郎（即萧军）均在东北讲武堂习武，何以皆执笔为文？实则，我在黄埔亦学过军事，心中总怀揣拿起武器投身革命，与敌抗争之志。我已决意前往汤原、珠河等地，寻孙朝阳，加入其救国军。不知君意下如何，愿否与我一同投身游击战？”
听闻他即将加入孙朝阳所领导的救国军，我便质疑：“孙朝阳这个人是否可信赖？他可是出了名的土匪首领，你与他相识吗？”他回应道，自己是在1927年被捕后于吉林监狱中与孙朝阳结识的，当时两人都在狱中从事木工工作，彼此关系融洽。随后，他转向我询问：“你在沈阳期间，是否认识苏子元和韩守本？”
我说：“苏子元，这个名字我熟悉，他在辽中师范求学时与我同窗。至于韩守本，我却未曾相识，亦不知其名。”
“你等待我的讯息吧！”随即举起手中的草帽，轻轻摇晃。我们便此别过。
当年哈尔滨遭遇洪水，东三省商报社不幸被淹没。在我暂居于道里四道街西门子经理府上之际，金伯阳曾多次前来探望。他向我透露，赵尚志确实前往了孙朝阳的处所。金伯阳对赵尚志的评价颇高，他认为赵尚志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即便多次被捕入狱，他始终坚守信仰，不屈不挠，奋斗不止。
03、结识杨靖宇
1932年10月的初期，一个清晨，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的金伯阳，与一位眉目清晰、面颊削瘦、颧骨分明、身着灰布长衫的男子，一同莅临东三省商报社，前来找我。彼时，我担任副刊编辑一职。
金伯阳指向木椅上那位静坐的客人，微笑着介绍道：“这位是我的挚友，张贯一先生。”
这位年近三十的男士，面带微笑对金伯阳说道：“何须如此客气，直呼我张贯一或是老张即可。”言罢，他起身与我握手，力道十足。
他的口音与河南乡音颇为相似。此刻，他那浓密的眉毛下，一双明亮的眼睛在消瘦的脸颊上洋溢着微笑。我心中瞬间涌起一种熟悉感，仿佛曾在某个角落与他相遇，亦似曾在某处听过他的声音。
张贯一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曾阅读过你的作品，在街头巷尾、小饭馆中屡屡偶遇，更听金伯阳多次提及你的事迹。早有拜访和请教之心。听闻你和三郎均为军校高才，专攻军事，近年来在东北军他曾握过枪杆，抵御过侵略。如今，为何大家都不再执枪，而是执起了笔杆呢？
此问突兀而来，我未曾料及。然而，心中不禁闪过一个念头，他定是党内的一员。
我答道：“尽管在讲武堂我们学习了数年军事，然而因缺乏实力与实战经验，队伍一经与日军交火便溃不成军。我和三郎只得逃入城中，暂时以笔为武器，稳住阵脚，寻求新的出路。”
“战局虽败，队伍虽散，此非尔等之过。东北军面对日军，未能有效抵抗，实为关键所在……”
我向他娓娓道来东北讲武堂的旧日往事，并讲述了自己亲历“九一八”事变那一夜的惊心动魄。他聚精会神地聆听我述说完毕，随即便谈论起“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所发布的抗日宣言及其深远影响。那是我首次了解到这些政治风云和形势的来龙去脉。他着重提及了中共中央号召在东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以直接对抗日本侵略者。他强调，每一位不愿沦为亡国奴的同胞，都应投身于反抗和武装斗争的行列。
他鼓动我道：“你与三郎在都市间挥毫泼墨，不如投身农村，握紧枪杆，投身于武装斗争的洪流之中。”
金伯阳边阅读报纸边言道：“我已不止一次提醒他们，现在正是英雄大展身手的时候。若不然，岂不是辜负了这几年来所学的军事知识？至于你们两位，尽管老张并未在学府中接受过军事训练，但他在家乡曾率部对抗敌军，实战经验丰富。”
他言：“正如伯阳所言，我是在实战中领悟了战争之道。若能具备军事知识再投身战事，那自是更上一层楼。你与三郎所学的军事科目是何？”
“我学骑兵，三郎学炮兵。”
“无论是骑兵还是炮兵，在战场上都能发挥重要作用。我和伯阳计划前往吉海铁路沿线进行游击战。你们俩，三郎，考虑一下，是否愿意与我们同行，或者选择在将来某个时机加入我们？”
闻其此言，我便明了其意，意在号召我们投身游击战。于是，我直言不讳道：“待我深思熟虑，并将此事告知三郎，让他亦作一考虑。”
此刻，金伯阳猛然忆起一事，便询问我：“你和三郎曾在吉林逗留，在当地是否结识了值得信赖的朋友？我和老张计划前往吉海铁路沿线，需要先在吉林市停留一阵。”
我深知此事至关重要，沉思片刻后严肃地说道：“在毓文中学，两位学生尤其值得信赖，一位名叫林炜晨，另一位则是公策勋。”
问：“记得吗？”
张贯发问：“革命事业，连两个人名都记不清，怎能算数？”他接着说：“我们从事的工作，对记忆力与观察力都有很高的要求。记得那年春天，你、我和三郎曾在头道街那家小客栈共度一宿，还在煎饼摊上品尝过煎饼卷豆芽的美味。我在道里中央大街、江北的太阳岛上，也多次遇见了你。显然，你是他乡漂泊之人。此后，我在报纸上屡次读到你的文章……”
他这么一说，我瞬间回忆起往事。那时，他身着朴素的工人制服，那浓郁的乡音和独特的面容，至今仍深刻烙印在我的记忆中。难怪我初次与他相见，便觉得他如此面熟；而当他开口交谈，那熟悉的声音更是让我倍感亲切。他踏入屋内，一见到我便展现出无比的亲热与信任。
此刻，一阵轻柔的敲门声响起。推门而入的是来自报社印刷厂的工人老李，他此行是为了取走即将排版印刷的稿件。我将已编排好的稿件交到他手中，其余部分则约定他于下午再来领取。
金伯阳见我正忙于事务，便与张贯一一同离席。我注意到张贯一脚下穿着一双破旧的鞋子，便随手将床边不久前购置的一双皮靴赠予他，并示意他立刻试穿。他并未推辞，便换上了新鞋，在地板上走了几步，笑着说道：“这鞋正合脚，我就收下了。”
我目送他们至门口，他们坚拒我继续送行，紧闭了门扉，未留下只言片语，仅以挥手示意，便如此简短地告别了。
1933年的初春，金伯阳在吉海铁路沿线展开了一段活动。他与张贯一在磐石共同组建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当金伯阳返回哈尔滨后，老张则选择留驻当地，继续领导游击队对抗日本关东军。据金伯阳所述，张贯一的真名是马尚德，他来自河南确山。早在1927年5月，他就加入了党组织，并曾三次遭受逮捕，但每一次都得到了党组织的营救，最终重获自由。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他先后担任东北反日救国同盟总会会长、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以及中共满洲委军委书记等职。1933年伊始，他受命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的政治委员。随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的成立，他不仅被任命为师长，还兼任政治委员的职务。在此期间，他使用的化名是张贯一，抵达磐石后，他又选取了一个新的化名，即杨靖宇。
1933年夏日，金伯阳与赵一曼曾相继访问珠河。归途中，他们向我描述了彼时的情景。孙朝阳不幸被国民党诱骗至哈尔滨，最终在三棵树遭受暗算。自此，赵尚志在孙朝阳所领救国军中备受排挤。他毅然带领一部分人马，于珠河成立了抗日游击队，队伍日渐壮大。
04、我入党
为了祖国，为了人民，我自当无条件地遵从革命组织的指示。
在日伪政权残酷统治的年代，为了规避意外，革命同仁间的联络多采取直接的联系方式。我和黄吟秋、金伯阳便是如此。然而，为了学习与工作，偶尔也会出现横向的联络与交流。那时，我与金剑啸、赵一曼、吴健、罗烽、舒群、李文光，以及一些临时在我住所借宿、身份不明的同志，便构成了这种横向联络的群体。
萧军起初与黄吟秋、金伯阳建立了联系，继而又结识了金剑啸、舒群、罗烽等人。侯小古建立起联系后，我陆续加入了由党领导下的维纳斯画会、星星剧团，并参与了文艺刊物的编辑工作，与党组织的关系也日益紧密。然而，我们彼此并未透露各自所承担的具体职责。
05、赵一曼教我学马列
初涉党内工作时，我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尚缺乏系统研读，对党内文件及宣传资料亦涉猎有限，对党当时方针政策的理解亦不够深入。那时，无论是选用稿件还是撰写文章，均无人商讨，亦无需经过他人审批，一切都由我自行决断。因此，有时我所负责的刊物并不能完全契合党的指导方针。金伯阳同志作为我的单线联系人，向我传达了党的指示，强调要充分利用副刊，将其打造成宣传革命思想、团结进步力量的重要阵地。
此日傍晚时分，金伯阳莅临我的居所。他头戴一顶崭新的礼帽，身着一袭全新的西装，外套一件新式大衣。在电灯的映照下，他显得格外英俊潇洒。
阅读了我撰写的画展观后感之后，他提出了个人的看法：“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我国城市中的日本宪兵与警察对抗日志士实施打压，而乡野的日军则对抗日游击队展开围剿，实行归屯并户，局势颇为紧张。在此形势下，我们应着重于隐蔽自身，以保全实力。你在报纸上介绍助赈画展时，不妨将其定位为慈善活动，多从艺术与人性角度入手，以吸引公众目光，不宜直接提及革命进步的含义。”他强调，我们目前在新闻舆论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务必重视斗争策略，避免暴露身份，并需深入学习革命理论，提升政治觉悟。
那一次，伯阳审阅了我所撰写的文稿，并指出其中内容和表述上的不足。他建议为我引荐一位同仁，让我能深入向她学习革命的理论、党的路线、方针以及政策，对此我表达了由衷的感谢与接纳之意。
在一天清晨，伯阳莅临报社，特地前来告知我，那位他引荐的同志正于公园内静候与我会面。听闻此讯，我内心喜悦不已，便与伯阳一同前往公园。
位于新城大街（今尚志街）东侧的报社与公园，仅一道横街之隔。循着人行道北行，不久便至。眼前，假山之畔的长椅上，坐着一袭古铜色毛织上衣与裙子的青年女子，她脚穿一双绛色高跟皮鞋。女子正从褐色小手提包中取出镜子，细心整理着鬓边短发。待我们与她相距不远时，她缓缓合上小手提包，抬头朝我们微笑，面容显得格外亲切。
她缓缓起身，待我们走近，她率先请伯阳入座，随后又示意我落座。伯阳向我们介绍，她名叫李洁，并提及我正是他曾经向她提起过的《国际协报》副刊的编辑。伯阳又称她为“李大姐”。李洁比我年长一岁，我亦尊称她为“李大姐”。从她的谈吐间，不难察觉她浓厚的四川乡音。
数年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位李洁便是1936年8月英勇捐躯的赵一曼烈士。
1932年冬日的午后，一曼同志向我提及她阅读了《五日画报》，并指出其中某些文字并不十分进步。她还好奇地询问，《国际协报》的编辑长王研石与王岐山是否为兄弟。我告知她并非如此，而是有一位名叫王凤山的外勤记者与王研石是兄弟。她表示，经常在街头见到王研石，觉得他颇有绅士风度。我则告诉她，王研石曾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他故意摆出那副架子，实际上他内心深处是热爱祖国的，不愿沦为亡国奴。他曾向国内的报纸投递过不少东北义勇军报道了抗日的事迹。她曾言，凡属真心热爱祖国的个体，理应予以团结，引领他们踏入革命征程。
“你若是受冻，我的心也就痛了。”
遵照一曼同志的指示，我走访了数家俄国人家，却未能觅得合适的住所。无奈之下，我转而租下了位于马街的一间由波兰女性开设的瓦尔沙瓦小旅馆中的房间。该旅馆房间数量有限，地理位置较为偏远，客人稀少，生意冷清，既不受日军也不受伪政权的关注。自入住后，伯阳同志曾数次前来看望我，了解到我的居住条件后，便在我隔壁租下了一间房。没过多久，吴健同志也搬来与他同住。
一曼同志来访时，她总会与我探讨一些问题，随后便会前往隔壁房间探望伯阳与吴健。我有时亦随她同往，从而结识了吴健。吴健年约三十余岁，身为上海工人，曾在上海参与过三次工人起义。他额头上的疤痕，据说是他在上海一场浴血奋战中留下的永恒印记。他经常与我分享他的革命经历，并教授我革命歌曲。
伯阳与吴健时常换上工人的服饰，深入三十六棚工厂及车辆厂的工人群体中，开展组织和宣传工作。而有时，一曼身着朴素的衣衫，亦会与他们同行。记得有几次，我们一同乘坐电车，电车上的女司机与女售票员都对一曼亲切地问候，并在我们下车时，纷纷挥手道别。
1933年春节前夕，来自三十六棚的两位工人特地给伯阳与吴健送来了半袋面粉及一盆预先和好的肉馅，意在让他们能够在除夕之夜享用饺子宴。
那晚，一曼携伴而至，我的儿时同窗黄吟秋亦随行。众人谈笑风生，边聊边动手包饺子。一曼便热情地邀我参与，我坦诚告知自己既不会擀皮，也不会包馅，她便让我负责摆放饺子，并在厨房中生火烧水。这场景不禁让我回忆起童年时在家的除夕夜，虽身处天南地北，我们却如同家人一般欢聚一堂。到了元宵节，我特地选购了数斤各式各样的元宵，包括枣泥、山楂和玫瑰馅，特意请一曼品尝。她吃得喜笑颜开，这也成了她第一次主动询问我的身世。
我向她倾诉，我的身世源自辽河西岸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家中世代为农，父亲在二十八岁那年，仍在地主府上辛勤劳作，却不幸患上重病。中毒性痢疾未曾接受治疗便离世的悲剧，那时我尚不足四岁，而我的母亲正值三十二岁。为了养育我，她不惜日夜辛勤，为人纺线，艰难维持着困苦的生活。幸有伯父、叔父和舅父伸出援手。我在七岁那年开始了私塾的学业，在那里度过了八年的时光，学习孔孟之道，目睹了地主官僚、土豪劣绅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我考入县立师范学校，却因与教员意见不合而被开除。转至日本学校，我投身于反日运动，再度被开除，甚至遭到通缉，于是弃文从武。在讲武堂毕业后，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我深感国家危亡，人民疾苦，从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不久后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听闻我的遭遇，她对我深表同情。她自述是川南地主的女儿，而我则是辽西雇农的儿子，我们俩人，恰是两个对立阶级的血脉传承。然而，她紧接着便表示，即便身为地主之女，她也未曾逃脱地主的压迫。自十岁那年父亲离世，哥哥继任家主，对她施加了无形的枷锁，限制她的行动，剥夺她接受中学教育的权利，甚至强迫她早早嫁人。她忍辱负重，终于忍无可忍，撰写文章揭露哥哥的罪行，并将其发表在妇女刊物上，自此与地主家庭决裂。她有一位姐夫是共产党员，他培养她，引领她加入共青团，并协助她考入宜宾县立女子中学。在投身学生爱国运动的过程中，她被吸纳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入党后，党组织将她送至武汉军事政治学校深造。在蒋介石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残酷迫害之际，党组织又将她送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继续学习。归国后，她首先在家乡工作，继而在上海、江西等地履职，“九一八”事变后，她来到东北，在沈阳短暂工作后，便来到了哈尔滨。
誓志为国，不恋家，天涯行。
男非尽善，女何独劣？
一心忠诚报新国，热血浇灌中华地。
白山黑水驱敌，笑观旗帜如花。
在这次深入交流了各自的身世以及诗歌创作的技艺之后，她再次造访那间简朴的小旅馆时，我们的对话除了围绕革命议题展开，也拓展到了文学领域。她坦言，在中国众多作家中，鲁迅的作品是她尤为钟爱的；而在苏联作家的行列里，她最推崇的是高尔基的作品。自从抵达哈尔滨，她便时常翻阅报纸，对三郎（即萧军）和悄吟（即萧红）的文采独钟。
她指出，三郎与悄吟的散文与小说均聚焦于描绘劳动人民及知识分子的生活图景，深刻展现了他们在世间所经历的艰辛、所追求的理想以及所进行的抗争。这些作品不仅思想内涵丰富，而且文风颇具艺术美感。他们夫妇俩堪称革命文学界的杰出代表，不禁让人好奇，他们是否加入了某个革命组织。
我提及，那对夫妇我颇为熟悉。据悉，他们与党内数位同仁交往密切，至于是否加入了某个组织，他们并未明言，而我亦未曾主动探询。
金伯阳时常前来报社找我。时而将一些文件留存在此处，时而便在夜晚留宿于我的床榻之上。恰逢今日，伯阳偕同一位远道而来的乡间党内同志，一同坐在了我的编辑室卧榻上。随伯阳同行之人，向在座诸人叙述了日本讨伐队炮击城镇、肆意屠杀乡民的种种暴行，言语间不禁泪流满面。屋内一时静谧无声，良久，伯阳打破了沉寂，对我轻声说道：“这位同志此行是为省委汇报情势，今晚便暂留宿于此。待会你们可以深入交流。”
伯阳与那位同志交谈完毕后，便起身离去。此后数日，我倾力协助伯阳及那位同志，共同完成撰写材料的工作。
那是一个夜晚，我与新到同事商讨着为乡里的同志购置药品的事宜。恰在此时，老社长不声不响地递来150元哈币，随意地置于桌上，随后默默转身离去。
翌日清晨，我尚在梦乡之中，伯阳便至，言及需添购数种贵重药材，却尚缺些许银两，便托我设法筹措。我遂将那150枚哈币取出。伯阳取走130元，余下的20元则留给了我。
06、永别
1933年的中秋佳节过后，伯阳郑重其事地通知我，党组织已作出决定，命我离开哈尔滨，赴苏联深造。与往昔随意闲谈的态度迥异，伯阳此次的语气显得异常严肃。于是，我毅然启程，前往苏联海参崴的列宁学院深造。至1935年秋，我在列宁学院圆满完成学业，随后被分配至苏联伯力的远东红旗军司令部工作。不久，我又接到了返回祖国的调令。我是在夜晚渡过黑龙江，抵达瑷珲后乘坐火车抵达哈尔滨，并在太古洋行的杨朔先生处暂住。他向我透露，自我出国以来，许多同志和朋友或被迫远赴内地，音讯全无；或在大规模逮捕中入狱，至今生死未卜；或投身游击战区，与日军激战，其中有的英勇牺牲，有的仍在顽强抗争。据传闻，我所介绍的日语老师伯阳，已赴盘石加入战斗。东北人民革命军在一场激战中，他英勇捐躯。提及此事，杨朔不禁泪如泉涌。
尽管我对这些言论抱持着半信半疑的态度，然而，每当回想起伯阳为祖国、人民和党不懈奋斗、忠心耿耿的形象，以及他对我和萧军，乃至对所有同志那般炽热无私的帮助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心中不禁涌起阵阵波动，眼眶湿润，心中酸楚。
传闻未必即为真相。多年来，我始终坚信伯阳仍健在，犹如往昔那般，在某处艰苦奋战，无私无畏地持续抗争。新中国成立之后，我时常期盼能听闻他工作之地的音讯。然而，所听闻的却屡次传来，他的名字已被铭记于烈士纪念馆，镌刻在烈士名录之中。
终于，这让我坚信，伯阳的确如同他在《述怀》一诗中所言，“唯有丹心共日月，甘将热血洒江山”。他的赤诚之心与沸腾热血，将永与日月争辉，与江河同流！
作者简介
方未艾，又名方玉书（1906-2003年），号兆麟，籍贯辽宁省台安县西佛镇。他曾毕业于东北陆军讲武堂，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曾担任甘肃省文联的副主席职务。他先后在国内外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超过二十万字，并多次受邀出席萧军、萧红、舒群、金剑啸等知名作家主持的文学研讨会和纪念活动。他的代表作品包括《我与萧军六十年》等。